汨罗江水淌千年，屈子冤魂水下眠。

撒粽焚香风起舞，龙舟竞渡景空前。

秦赢运盛终得利，楚败时乖属固然。

浩瀚神州端午日，吟诗作赋爱国篇。

昨天未遇君影，

今日却见顶髡。

何故与谁斗狠，

眼角仍挂泪痕？

只因天河建梁，

吾头正顶牛郎。

亲情悲声感染，

致我双泪滂滂。

可叹牛郎织女，

一年一度七夕。

情人节若此日，

累煞尔等兄弟。

我等累点无妨，

妇产医院遭殃。

来年五月扎堆，

生儿生女正忙。

竞赛中，
她滑在最后。
但是她认真地滑呀滑，
脸上始终在笑。

命运的不公，
在她脸上看不到一丝抱怨。
身体的不健全，
从她脸上看不到一丝痛苦。
看到的，
只有快乐和幸福！

我不必记住她的名字，
但我忘不了
她那永远的笑。

她从遥远的家乡，
来到东方的上海；
在特奥会上，
参加竞赛。
一路上，
她始终在笑。

比赛一开始，
就已落后。
然而我看到的是，
她始终在笑。

朋友，
你在这笑容中
读到些什么没有？

有人说，
这是个傻子。
有人说，
这是做秀。
说这话的人
自己不懂，
他的意识早已落伍，
仍在几个世纪前停留。
有人说，
特奥会就像是，
“一帮机灵透顶者
哄着一帮傻子玩”。
说这话的人
早已被“物欲”薰透。
他不懂“精神”为何物。

在这些人的意识中，
生命的意义早已化为乌有。
在他们看来，
只有得到更多的财富
才能算“胜利”，
只有与别人勾心斗角，
才叫“奋斗”。

有人说，
这人简直就是“阿Q”。
说这话的人，
他自己，
顶多只能算是那位
嘲笑“愚公”的“智叟”。
他自己生活在迷茫之中，
始终弄不懂什么叫快乐。

这里没有“更高、更快、更强”
  有的是“参与、奉献、快乐”；
这里没有“黑哨”、兴奋剂，
  有的是爱心与呵护。
运动会和生活一样，
  都可以平等参与。
现代社会人人平等，
  不分高低贵贱，
    不论美丑与穷富。
特奥会
  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前奏。

她最后一个滑到终点，
脸上笑容依旧。
这笑容你读懂了吗？
朋友！

从前，有一次，国庆节前夕。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举行国宴，招待国内各路英模和国际友好人士。

其中一桌，有华罗庚、钱学森、吴阶平、郭沫若，还有侯宝林。席间，华罗庚为报以前屡次在侯宝林口中吃过亏之“仇”，又开始发难。

华罗庚对着郭沫若说：“郭老，今天在座的，好像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吧？”

郭沫若不知就里，于是点头称是。

华罗庚接着说：“请问，侯先生是哪路专家啊？”

只见侯宝林不慌不忙地，转身反问：“先请问华先生，您是哪路专家？”

华罗庚回答说是数学家。

侯宝林接茬问道：“请问您一个问题，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不等于二？”

一句话，把华罗庚给问的提心吊胆。心说这小子，又有什么花招儿了。于是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若从数学角度来讲么，无论如何，一加一都等于二。”

他转眼看着吴阶平，好像是在求援。吴阶平说道：“我是医生。若从医学讲么，两口子结婚生了个孩子，一加一就等于三了。”

“哈哈！……”随着众人的笑声，气氛热闹起来。

钱学森说道：“要是从分子化合上来讲，一加一有时候还等于一；要是从粒子分裂方面讲么，那可就多啦！呵呵……”

华罗庚到这时，还没弄明白侯宝林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于是，试探着问：“那你说呢？”

正在此时，周总理走了过来给各位敬酒。周总理笑着问：“你们这里真热闹啊。是不是侯老又说什么笑话了？”

当大家给总理讲了事情的根由后，周总理笑着说：“这还不好猜！一加一，只有在算错了的情况下不等于二呀。”

大家伙听后，都笑起来。纷纷从心里佩服总理。

华罗庚过了好一会儿，才醒过闷儿来。他反攻侯宝林：“你说的不对。你说的算是那家学科的问题？根本就不属于数学范畴。”

侯宝林眼看着到了火候，不慌不忙、得意洋洋地说道：“我说的是语言学的范畴。不信，咱们问问郭老？”

郭沫若是个胆小鬼，说话向来是随和着胜者一方。于是他摇头晃脑地说道：“不错滴，侯先生堪称语言大师嘛。”

侯宝林得意地说道：“听见没有，咱乃‘语言学家’是也。”

周总理也被眼前的场面给逗笑了。说道：“我就封你为‘语言大师’吧！”

从那开始，“语言大师”的称号就加在了侯宝林的头上。

华罗庚又一次败在了侯宝林口下。

过了不知多少年，这个故事被电视小品借用来，改成了“什么情况下一加一等于三？”

又过了许多天，被村夫借用来在草根文学里显摆显摆……

胡同东头儿住着一个老人。老人家八十开外，身子骨儿挺硬朗。紫红的脸膛，花白的络腮胡子，一双眼睛炯炯发光。宽厚的双肩和蒲扇般的一双大手透着有力量，微微弓起的腰和脸上那深深的皱纹儿显现出久经世事的沧桑。

老人一辈子没成过家，孑然一身。他的大号知道的人不多。而“张二元”这个外号儿，却被人叫得山响。这其中却有着一个深沉的故事呢。

一

老汉家乡在河北张家村。三十年代，由于村上好多人当上八路军，有人还当上了官儿。因此，张家村在日本鬼子那儿上了“黑名单儿”。因为村中全姓张，就在日本鬼子大扫荡时，几乎被那残忍的“三光”灭了族。可叹老张一家人，都没能躲过那场灾难。只因他当时不在村里，才有幸逃出厄运。

张老汉那时候才十三岁。应该叫他小张吧。小张跟随一拨儿乡亲跑了几天几夜，好容易才逃到了北京。在老乡的带领下，干起了壮工。赶上有盖房的活儿时，就跟着和泥、搬砖运瓦；赶上有运输的活儿时，就抬木板、扛大包。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好歹能混口饱饭。几年下来，倒也长成了一个魁梧的身材。

转眼到了1947年。小张和一帮伙计已经加入到了一个像样儿的包工队里。能在东交民巷干些“磨洋工”的甜活儿了。这“磨洋工”当初可不是怠工的意思，而是用纯手工给洋人的房子磨地面。正名叫“水磨石”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时髦装修。那时候，没有机械加工，水磨石的地面，全凭人工蹲在地上磨。一天下来，也磨不出多少来。因为速度极慢，又因为是给洋人干的，所以就落下了个“磨洋工”的成语。到后来，专门被用来形容“消极怠工”了。

这“磨洋工”的活儿可甜。干几天能就挣一块“大头儿”。伙计们累一天后，大口儿喝酒，大块儿吃肉。酒足饭饱之余，有逛窑子的，有听戏的，当然也有收工就回家过那小日子的。

这天，一行人路过设在前门里儿的英国汇丰银行，正赶上卖彩票儿。两元钱一张彩票儿，谁中了彩，就能得上千儿八百的。小张他们几个没家没业一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的，每人都买了一张——撞大运呗！

谁也没把他当回子事儿。可偏偏小张就中了彩了。头等奖，奖金六千块！几个哥们儿簇拥着小张领回了彩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请客！

一行人先到全聚德来了顿烤鸭。喝的是陈年的“莲花白”。酒足饭饱，溜达到清华池泡澡。那叫一个痛快！

活是先不用干了。这么多钱，都不知道怎么花它。小张与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天天出了馆子进澡堂子，晚上，不是戏园子，就是逛窑子。

几天下来，那点儿钱就下去差不多一半儿。

这天，包工队里的会计老王头儿找到了小张说道：“你小子这可不成啊！你小子再走运，那钱也有花光了的时候。我跟你说，剩下的钱，你不如置下点房子和地，将来再说个媳妇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不能全让这帮哥们儿给霍挥了呀！”

小张虽然没文化，可能觉出老王人不错，想的，说的，全是为我好。于是就说：“得，听您的。您老认得人多，见识广。我就把钱给您老，您老帮我买吧。”

老王说：“钱，我可不敢拿。事儿，我给你踅摸着，办成了，请我喝顿儿小酒儿就成。”

没过几天，老王探到音信，带着小张去了趟长辛店。那儿正有一家要卖房子卖地的主儿。老王和当地地保作中，写了文书，画了押，又到卢沟桥段上盖上了大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成了！

十七间房，八亩地。归小张了。

就在这时，北京和平解放。跟着进行的土改，划成分。小张被划成了地主和房产主。那时候，好多人，尤其是小张这样的人们，对于成分什么的没什么了解。也没往心里去。房子给留下，地么，全收归国有。小张由于是买彩票得奖来的，加上自己本来也没多大的心想当财主，就更不往心里去了。仍旧回到早先的包工队里干活，接茬儿“磨洋工”去了。

二

一晃儿，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时侯，应该叫他老张了。

这时，老张当初所在的包工队，已经被归到房管局了。老张仍然是个乐观的光棍儿。每个月的工资，吃不完，花不完。房管局的工人们，每天在胡同里修房子。一天上班八个小时，上午干俩钟头的活儿，喝俩钟头茶，下午，又是干俩钟头的活儿，喝俩钟头的茶。比起从前来，老张知足。这不跟进了天堂似的。

中午去小饭铺儿凑合一顿儿素的，晚上下班后，进酒馆儿，天天是“酒肉泡着心”。比起别人拉家带口，又是窝头咸菜，又是土豆白薯的日子，也算是天上地下了。

可是到了66年秋天，世道乱了。人人都跟疯了一样，都没了主心骨儿。随波逐流，摇旗呐喊，热血沸腾，翻天覆地。

不知道怎么翻出了旧账，干了一辈子泥瓦活儿的老张原来是一个“地主兼房产主”。于是，老张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每天早晚都要到胡同里扫街。又过了些日子，老张被清理出了阶级队伍，回到了他的“老家”——他买房子买地的地方——长辛店。

可是长辛店的人们都不认识他呀。没过几天，又把老张给送了回来。

就在一次批斗会上，革命小将让老张老实交代，他是如何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如何发的家，置的房子置的地。

老张老老实实地，真真切切地把他买房置地的过程交代了一番。当他说到花二元钱买彩票中奖之后的一系列故事后，把在场的人们惹得想乐又不敢乐出来，还得假装着严肃着。

还是革委会主任总结的好：“总而言之，你的房子，你的地，不是你劳动所得。买彩票，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四旧。就是应该破除，”

从哪儿以后，老张就落了一个外号儿：张二元。

到了今儿个，连老张也被自己这个外号叫得，时常连自己大号叫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呢。

旧文新读

      每个月的11日是“排队日”。人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悄悄地改掉身上的陋习。公共汽车站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排队。以前蜂拥而上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已渐渐成为人们的好习惯。

    近日，我整理旧书，同时翻看翻看书里的文章。在一本1989年的《海外文摘》中读到李开伦的一篇短论，题目叫“俄语中没有‘插队’一说”。文章说的正是排队的事儿。文中所谓“插队”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塞儿”。

    李先生曾在莫斯科进修俄罗斯语言文学。他为了弄清“插队”一词俄语怎么说，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人请教，结果“竟无所获”。眼见归期在即，决心弄个“水落 石出”。他来到一家商店门口，前边已有十来个人在排队，李先生“尾立其后”，与前面的一位攀谈起来。他把“插队”这种现象表演出来，问对方用俄语怎么说。 对方思索再三，面露难色，最后耸了耸肩，歉意地说，“对不起,不知道”。这时在此人前面的一位却异常干脆地说道：“这很简单，‘无赖行为’！”“有这么严 重吗？”“那当然！为了个人方便，破坏了公共秩序，还能叫什么呢？”旁边其他人也友好地附和道：“也只能是这样，没有更合适的说法了。”“那么，插队的人 呢？”“无赖、无赖之徒！”对方脱口而出，看得出，这是一位毫不掩饰自己爱憎的人。

    李先生在俄罗斯许多城市看不到排队“加塞儿”的现象，进而发现“俄语中没有‘插队’一说”，“在中国，是妇孺皆晓的常用语，俄语中竟是一个空白”。这说明我国民众与俄罗斯民众的差距。

    “知耻近乎勇！”。我想，能让人们多知道一些“羞耻”，就会少一些“无赖之徒”与“无赖行为”。我们的社会就会多一些和谐。

    我还想到，如果是只在“排队日”才排队，那我真希望每天都是“排队日”。而我更希望人们都能自觉排队，而根本用不着设立“排队日”！

    天坛公园里，鸟儿很多。近几年，随着环境的治理，加上人们对小动物的普遍爱护，天坛里的小鸟儿更多了。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很多爱鸟的人。

    在这些爱鸟人当中，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她家就住在天坛附近。每天早晨，公园刚开门，老奶奶就带着小米、苏子等鸟儿们爱吃的东西来到天坛。她走到树林中的空地上，无数只小鸟已经在那里等她了。老奶奶一边喂小鸟，一边和鸟儿们说着话。

    旁边的人问她：“老人家，您会说鸟语吗？”她答道：“我那会什么鸟语呀，我就说咱们的话，这些小动物，只要你真心对它们好，它们会懂的！”善良的老奶奶得到了鸟儿的信任，老奶奶也从小鸟身上获得了无比的快乐。

    有一天，鸟儿们等了许久，也没等来老奶奶。原来，老奶奶已经平静地逝去了。

    家人为老奶奶办理后事那天，从天坛里飞来了许多小鸟。小鸟们落到老奶奶家的房上、窗台上、地上甚至屋中，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半个时辰之后，鸟儿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它们盘旋着，飞向高高的天空，直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老奶奶的灵魂，在小鸟们的祝福中，升入了天堂……

东坡逸事

    苏东坡有个好朋友，名叫佛印，是个和尚。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书画、切磋诗文。到了饭口儿，就在一起饮酒、吃肉。和尚本应吃素，但是这位佛印和尚却不然，不但吃肉，而且喝酒。大约与他在山东梁山的智深师兄一脉相承。

    其实，佛印和尚原先也吃素，并且严守佛家戒条。只是苏东坡嫌他老不给自己面子，自己一个人吃肉喝酒没意思，于是想出一番说辞来。

    这天，老苏问和尚：“你为什么不吃肉？”和尚答道：“出家人不杀生。”东坡又问：“那你吃米饭么？吃馒头么？吃白菜么？”“然。”“这便是了。你想想看， 这一碗米饭，有上千粒大米。而每粒米都是一个生命，它们可是水稻的孩子啊！你一口就吞进百十来个，还反复咀嚼，不嚼到出浆儿不算完。再说馒头。那小麦在田 里，忍过了严冬，饱受多半年的日晒雨淋，辛辛苦苦养育出后代子孙。你可倒好，把人家的孩子拿来，磨成齑粉，还要放到蒸笼里蒸熟了再吃。你这一口下去，吃了 几百个小麦的儿郎也未可知！还有白菜。每年伏天下种，冬日收藏，来年春暖，方开花结籽。你不等到它开花，便取来将它一刀剖为两半，取出心来，或蘸酱，或糖 拌；余下菜叶剁成馅料，还在伤口撒上咸盐。可怜那白菜，淡绿色的血水和着泪水，顺着砧板淌到地上……你与那庖丁屠户有什么两样？你每每大快朵颐之时，何曾 有丝毫恻隐之心来？你不吃肉，说是不杀生。难道你吃大米、吃馒头就不是杀生么？难道你吃白菜就不是杀生么？依我看来，你们那些所谓‘戒条’全是自欺欺人罢 了。你如果想活下去，就得吃，吃什么都是杀生。今天，我备了羊羔美酒，你就别再坚守什么戒条了。来来来，我们一起吃吧！”

    和尚被老苏一番话说得是心服口服，遂应道：“吃！”